新型工业化、新科技、新市场……“新”说中国经济步步向前

归根到底，大众化不是把阳春白雪变为下里巴人，而是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使其成为法学创新的来源者、法学发展的推动者、法学成果的运用者和享有者。

黄文艺编：《全球化的法律分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188页。同时，全球化也把竞争从国内带向国际、从区域带向全球，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很多国家、企业、群体和个人深感压力。

张晋藩：《关于法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意见》，《政法研究》1957年第3期，等等。中华法治文明和传统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学的血脉。只有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才是正确选择。建国后，国民党伪法统及其法学体系化为废墟，中国法学只能在一穷二白的学术荒地上艰辛探索，由于起点低、底子薄、欠账多，中国法学长期挣扎在贫困线上，始终没有治愈幼稚病。张文显主编：《思想与修辞：法学范畴与法理研究学术研讨会全实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1-27页。

侯猛：《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中国特色是中国法学的基本规格、文化本源、科学秉性，我国法学必须从中国国情和当下实践出发，必须传承中华法制文明、培育法治民族精神、善用法治本土资源，必须承载时代精神、形塑民族品质。（二）基层社会秩序问题的化解 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这一核心引发了全面性的体制和制度变革，导致了全面的社会结构变迁。

因此，法律体系的生长在导向上有较明确的问题指向。换句话讲，法律如果真要能让人们常回家，除非它有办法改变既存的就业形势以及职业领域所制造的不敢回家不能回家的非正式约束。能够形成对法律和国家最强的抵制和冲突的领域往往来自文化，包括那些与国家不同的信念体系、价值观、认知模式、情感等。所谓乡贤，只有在经过党的组织系统和村民自治架构的政治整合，才能防止其质变为破坏性的力量并发挥积极的辅助作用。

因此，最好把本土资源理解为一种集合，即所谓本土资源是各种各样的能够形成非正式约束的因素。中国的立法急剧增长，但是新建立的法律并不能完全契合基层社会的需求，尤其是日常秩序的维系和生活纠纷的解决。

这些机制和规范使进入到这个领域的商家、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有效地规制着。随着国家发展和治理需求的变化，法治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不断清晰。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像镜子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紧密和重要，法律有足够的自足性。这同时对法律人提出了要求：对法治的认识和把握不能局限于它的形式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关于法律及其实践的实质性知识。

例如风水，我们一般将其视为普遍的汉文化现象。四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人们不断从单位、村落的既有约束或保障中松脱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阶段性或局部性的失序。提升法律的内生性和适应性，一方面取决于法律目标、机制设定是否合理、适度，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能够促成实现法律的社会条件的产生。近年来，不同层级的立法机关开展了立法后评估的探索，但是其机制和经验还不成熟。

又如，法律的有效介入，使具有高度社会约束功能的宗教团体不至于发生大的偏离。在一些地区，由传统文化提供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对于乡村秩序的维系和再生产起到重要的作用。

又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许多地域性的和民族的文化有助于生态环境保护在当地的实现，能够转化为法律实施的社会基础。这种制度发展和法治推进的独特路径使变法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克服法律作为地方性知识以及计划中的理性有限问题。

但是，这一过程同时是国家收缩的过程，国家对乡村的社会控制、秩序供给明显减弱。典型的情况如我国的殡葬法制，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达到节约土地的制度目标，反而产生了公墓危机以及二次土葬缴费土葬等大量越轨行为。其一，政治方面，基层社会有其自身的传统，来自于历史、国家和地方特点等所共同塑造的意识形态、权威形式等依然发挥着作用和影响。在一些社会中，传统的社会组织仍然发挥着生产秩序的作用。政治主要表现为权威人物、权力结构、合法性象征等。这并非说苏力的担忧和观点错了，其写作的时代是中国改革的艰难时期。

法律经由立法而产生，大多是人为理性、计划的产物，与经由演化产生的非正式制度相比，对社会而言具有外在性。在发展和变革的背景下，需要更加审慎地对待法治的社会基础，取得国家规划与社会实际之间的融贯，寻求内生性、自主性法治道路的机会和路径。

二、中国法治建立过程中的社会基础 中国过去的40年，是在缺乏市场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在缺乏法治的情况下发展了法治。微观领域会形成形态各异的规范性秩序。

也因此，法律移植事实上不会是一种成功的法律发展方式，因为各个社会总是存在着各不相同的社会状况和精神，法律应在本土社会中被发现。执法领域有和司法相似的问题。

改革和社会变迁会引发原有社会秩序生成机制的弱化甚至瓦解。其二，文化方面，丰富的传统文化跨越时代的传承与变迁，不同性质的地方和民族文化仍然在塑造着地方性的规范性生活。政治本身能够对社会形成约束，产生规范并构成规范的合法性基础。社会变迁源于复杂的因素，其中一个方面是来自法律等国家正式制度的影响。

（二）建设支持法治的微观机制 大部分法治理论着眼于法治的规范性、目标和功能等方面，法治更多地被作为宏观现象进行讨论，或者作为对政治的评判标准。对法治本土资源的考察和辨识要从形成这些微观秩序的因素去进行。

三种资源都蕴藏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之中。四、结 语 本文提供了一种视角，即从社会的角度来认识法治。

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法治的本土资源问题，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法律实施的回应性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这决定了社会对秩序的需求、面临的问题具有区域差异和文化多样性。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传统文化在乡村有不同程度的复苏。虽然它们是自治组织，却是基于法律而产生的基层治理单位。因此，任何立法产生之后都需要不断调整、修正和改善其实施机制，使其真正能够发挥实效。

法治建设也不能仅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和推进。法治是在社会变迁中得以建立。

人不仅会理性地算计利益，而且是寻求意义的动物，深受文化乃至非理性的成规所约束。但是社会和经济因素制约了人们常回家的可能。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村级组织对土地的控制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其不仅是村庄社会自身整合的需要，也能极大地降低国家基层治理的成本。中国建立新的法律和制度服务于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目标。